文字工作解密(一)自由記者廖芸婕:清楚你想做的事,才能安貧樂道
以低調的姿態進行採訪,持其他名目的簽證入境(但絕不是採訪簽證),把攝影機貼上黑色膠布,入住當地人家中──這是廖芸婕的工作常態。「這樣比較容易迴避政府的監視。」她還沒滿 30 歲,談起自由記者的生活,卻顯得十分老練。
這或許和經歷有點關係。離開中央社和蘋果日報之後,她用極少的預算旅行於 10 多個國家,爾後選擇前進衣索比亞,以非洲即將興建的最大水庫為主題,製作出第一份調查報導《我們掙扎,築起家園》,並默默和自己約定,要為需要發聲的人事物,多說一點話。於是,她選擇的下一個報導題目是受到車諾比核災影響的白俄羅斯,闖進這個獨裁國度,留下最真實的現場紀錄《遙遠人聲》,也暗喻台灣可以針對核能安全的再思考。
以身犯險,淬煉出的靈魂格外超齡,思慮更為周延。從她平靜吐露的工作日常,能嗅出一點調查記者面臨的險境何其艱難。
「我接下來幾天都特別緊張,每天為自己換個新名字,同時腦袋高速飛轉,和攝影師一起想要怎麼把拍到的底片素材運出衣索比亞。最後很幸運沒有被通報,才有了完整的報導呈現。」這種「諜對諜」的過程,是調查記者幾乎不可能避免的課題。衣索匹亞是言論不自由的國家,反動者屢遭壓制,記者常陷囹圄或被驅逐出境。製作《我們掙扎,築起家園》的採訪時,廖芸婕就曾遇上警方企圖阻止他們「往下問」。當時,她跟著攝影和熟悉各傳統部落語言的翻譯員一起沿著水庫預定地隨機找人訪談,探詢興建水庫相關的事,「當地人眼神帶有吐露真言的恐懼,卻不斷暗示我們小心完成報導,一定要把水庫的照片傳給全世界,同時暗中幫助我們進行採訪。」途中,他們遇上別的旅行團,相互自我介紹後,旋即發現對方的表情一變,才知道警方已經告知其他帶團導遊說,如果碰見兩個沿路詢問水庫的台灣人,必須直接通報警局。
進行調查報導,別讓預算成為完成作品的限制
離開組織工作,廖芸婕拋下截稿壓力,花更長的時間蹲點、布線、採訪、寫作,一年推出一部作品,不求量,只求透過文字把一個議題說得清楚、完整、全面。但也因此缺乏資源來支持她完成報導,輕者如缺少人脈提供新聞來源,重者則可能被告,卻沒有律師和法務協助處理。「律師和法務非常重要,尤其是做調查報導,可能會寫出別人不願意提到的細節,挑起受訪對象的敏感神經,惹來麻煩。」幸好,獨立工作再加上處理國際議題居多,目前她還沒被任何組織視為目標提告。
至於錢,倒不是她完成報導的重大阻礙。「我不會先把錢籌夠了,才動身去採訪。當開始考量預算,報導能做的事情就會受到限制。」她引用一位戰地記者朋友提過的話,「當攝影師開始衡量拍下的這張照片可以賣多少錢,那他拍出來的東西就不對了,報導也是一樣。先想清楚希望藉由報導傳遞哪些事,自己對這個議題和地區有沒有興趣,遠比籌錢來得重要。」
因此,她會把報導計畫放上 weReport 募款,取得多少就算多少,而後期的報導曝光也有微薄的收入,但整體而言並沒有「太努力」地攤平前期支出。「我選擇去採訪的地方,都是即便沒有要寫文章也想一探究竟的。與其說是工作花費,不如想成是一趟旅行,自然得多付出一點成本啦。」有沒有人願意贊助,哪些單位可以幫忙曝光,都不在廖芸婕思考的範圍,全是被動等待別人來接洽,因為當初離開組織就是為了專心投入報導,不願花費太多時間處理其他事情。
新聞人的專業,是查證和組裝
一整年做一個報導,聽起來好像工作量很低,但每一次做年度專題,都像剝掉廖芸婕的一層皮,絕對稱得上是「嘔心瀝血」。挑中主題後,她會開始大量地搜集資料並聯繫,例如在進入衣索比亞之前,就先找上國際生存組織等各個 NGO 了解現場狀況、詢問當地人真實的生活情形及歷年觀察,並透過 Google 和圖書館確認各種資料訊息的真實性。
「有一位前輩說,記者永遠不要以為自己在某個領域的知識夠多、夠久了,就是專家,一股腦往自己的意識形態鑽,論斷是非對錯。而是要能反覆懷疑、判斷哪些資料可信,再將這些訊息消化過後,攤開給閱聽眾檢視,讓他們自由選擇自己所需。」在人還沒到達事件發生地之前,就必須比對已存在的訊息,哪些是對的,哪些又是錯的。確認現狀之後,才會接著思考可行性,像是一定要拿觀光簽證免得被官方盤查,雇用值得信賴的翻譯或嚮導幫忙掩護,確認好移動的方式等等。
「這幾年,我意外發現在言論不自由的國家,透過沙發衝浪認識的朋友,可以是很重要的訊息來源。如果仔細尋找,不難從中發現既國際化、又關注本土議題的人。」語言不通,加上不了解當地環境,靠著更多不同國家的友人協助,容易聆聽到各種立場,交叉比對訊息。
到了事件現場,「要打開全身的感官去吸收,」她靠著靈機應變找到受訪對象和報導素材,一邊避開官方查緝和監聽。「我在寄發郵件聯絡時,所有檔案都會加密,密碼設定還不能太好猜,通常會以我和對方的共同記憶來設定密碼,例如『和我一起吃過的小吃名』之類的。」之所以要頻繁聯繫,也是為了反覆確認每一個訊息的可信度,讓報導不至於錯信他人而偏頗。
在花費這麼多的力氣之後,廖芸婕才會一一寫下文字段落,組成數萬字的報導內容。「我還在學著寫出更讓人有感的報導,用更抒情、親近人們的方式描繪出事件現場。」因為在她心裡,這些訊息不該只有知識分子看見,能讓這個世界變得最致命的,不是不夠聰明、知識不足,而是失去感覺、失去同理、失去人性的基本。她希望,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透過這份第一手紀錄,反思那些看似離你很遠,卻又其實很近的議題。
問她,在台灣要成為自由的文字工作者,應該具備哪些條件?「確認你心裡想做到的事,然後為此而安貧樂道地過活。」就像她,為了調查和報導,即使入不敷出,還是要繼續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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