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導演的幾道難題，之一：台灣短片怎麼了（下）

作者孫志熙

日期16.02.2015

因工作所需，經常搜尋台灣短片以發掘新進合作導演的我，看著看著，卻總是心生疑惑：不知道是自己人看自己人才覺問題明顯，還是大家的問題真的就那麼明顯？這場講談會歸納五項台灣短片常見問題，不僅是不吐不快，更是出自憂心的呼籲：

一、題材侷限且重複性高，比方八〇後新導演愛拍校園霸凌、八五後則愛拍世界末日；
二、長度動輒半小時以上，這可能和補助與徵件所需的格式有關；
三、蒙太奇的濫用與影像風格過度 MV 化；
四、囫圇吞棗，直接套用知名導演的個人印記；
五、對白不像人話，或所有角色都像同一個人。

徐漢強從「長度」解說起：「投過國外影展都知道，很多影展短片單元不歡迎 20 分鐘以上的片子，雖然規定片長是一小時或半小時內，但你會發現只要接近 25 分鐘的幾乎都不會上，除非真的拍得非常精彩。在台灣，對短片創作有最直接影響的就是公共電視，像學生劇展就要求半小時長的節目，去掉一個破口大概 26 到 28 分鐘，往往片子剪完，發現故事大概 10 分鐘就可以講完。但還是要想辦法撐到那個長度，於是就多出很多空景啊，看著遠方的特寫啊，前面講過的後面再講一次，或是最後就用蒙太奇。後來我們有一種做法，是分成公視交片版本跟再剪一個短版，可是當劇本可以生出兩三版長度時，就表示有些戲很顯然不需要。

如果沒有出資者的侷限且預算又有限，可以試著參照吳季恩的《他好嗎？》，片長只有 12 分鐘，而且就我所知沒有任何人工光源，預算極小卻是我今年看到很好的短片，跟拿到多少補助並沒有直接關聯。長片就算了，因為牽扯到太巨大的預算，但既然是拍短片，就不能被額外的東西影響創作。」

Ryan 接著補充：「反正公視總經理曠湘霞已經辭職下台，我們就期待會不會換一個比較有腦的。公視很多問題來自下面的人優秀，可是上面的人腦袋裝漿糊。10 年前我在英國留學時，覺得 BBC 4 和 CHANNEL 4 做得很好──在深夜 11 點後的廣告破口放短片，從 1 分鐘到 15 分鐘都有。人生劇展有段時間規定要拍 78 分鐘，現在則是 90 分鐘。假如我去管公視，第一件事一定是提高人生劇展的預算，還有規定長片在 60 到 100 分鐘以內，短片 30 分鐘以內，你拍 5 分鐘也可以，就看主事者怎麼去 program。否則上面一直派不懂的來，然後下面又顢頇，就讓台灣創作無法活絡。我自己最受不了 40 分鐘以上的短片。這 20 年來我心目中真的拍得很好的，大概就只有《狀況排除》跟《華麗緣》。

我奉勸大家如果要投短片，就讓它在 20 分鐘以內。我自己策展排節目，25 分鐘跟 15 分鐘我一定選 15 分鐘，就策展觀點是一個現實考量，10 分鐘很難說好一個完整故事，12 到 18 分鐘是最理想的長度。有一陣子某間南部的學校為了輔導學生拍短片，都會叫我們幫忙看初剪，有學生剪出兩小時不曉得怎麼辦，覺得都很好、都不想剪，但真的要懂得割捨。」

當然，更令人詬病的，還是對於名導風格的粗糙致敬。徐漢強給出一串最常被仿效的人名：「男導演喜歡抄蓋瑞奇跟昆汀，女導演喜歡用王家衛跟阿莫多瓦，今年看到有人開始抄朴贊郁，包括燈光的用法、特寫的 size、表演的方式。形式抄足了，但故事並沒有符合形式，很像某種影像風格的練習。會去念電影常常是很喜歡某個導演或某些片，所以勢必會受那些作品影響，也一定會去借用某部電影的片段放在自己的片子裡，但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做，比如用了之後會跟你的作品產生互文關係，或是去反諷這個風格。

很多人因為喜歡台灣新電影，就把每個鏡頭擺很久，但對很多長鏡頭的導演來說，那是因為訊息量很大，即使步調緩慢，你要看表演又要看構圖、場面調度、燈光美術，一個鏡頭要透露 2、30 個訊息，如果沒有足夠的長度，所有符號就沒辦法組織在一起。然而常會看到一部 4、50 分鐘的學生作品，一個鏡頭 5 分多鐘，卻沒辦法讀到更多訊息。你選擇去複製或學習某個大師的風格時，自己要想為什麼。

這問題不是只有台灣短片會發生，國外也很多，要抄是全世界都在抄的。今年好玩的是看到美國導演開始抄魏斯安德森，有一部跟《月昇冒險王國》幾乎一模一樣的片，因為他的風格非常明確，所以抄起來就會一目了然。」兩位講者亦發現 2014 年金穗獎中，很多片子的高潮戲喜歡使用蒙太奇，也許是受到賣座片《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等一個人咖啡》影響。對此徐漢強表示，如此將感情堆起來的做法雖然很通俗，有時卻很有效，「但當你前面感情沒有建立起來，就會變得很尷尬，已經看過那麼痛苦的過程，還要剪一個精華版給我看。

蒙太奇是好萊塢懸疑片非常愛用的，我剛在想罪魁禍首到底是誰，可能是《刺激驚爆點》和《靈異第六感》，謎底揭曉或回馬槍時好像一定要使用，後來很多談感情的片子也開始用，所以變得貧乏。」

若要舉一部近年使用蒙太奇的最佳範例，他點名是枝裕和的《奇蹟》，「兩兄弟在旅程中發生的每件小事都有一些小物件做為象徵，如衣角、鈴噹、好吃的點心，最後在兩台新幹線交會的許願瞬間，將這些象徵物做了一段蒙太奇，從頭和觀眾一起建立的回憶與情感，就在那一刻爆炸。」Ryan 也強調，蒙太奇如果沒有情感，簡而言之一句話就是俗，「就是幫觀眾回顧劇情，可是短片是最不需要這樣做的，又不是連續劇有太多集，怕觀眾沒看到所以要複習，很多電影是因為要用回馬槍，才需要把劇情再編織一遍，不然其他的使用都是滿可怕又無意義的。」

Ryan 提及台灣也有劇情長片學《三隻猴子》和《原罪犯》，「不然就要像姜文《陽光燦爛的日子》，一開場就學馬丁史柯西斯，但你又不得不佩服他拍出自己的味道，那叫消化。這幾年我印象最深的是有部片學香妲阿克曼（Chantal Akerman）的《珍妮迪爾曼》，整部片遠遠地拍一個女人，最後她殺了一個男人；而這部片也用很遠的鏡頭拍，都看不出女主角是金鐘影后。《珍妮迪爾曼》是用那麼多的緩慢跟日常堆出最後的力量，可是這部片才 25 分鐘，甚至還沒開始堆積就結束了，這是一種沒有想清楚的模仿，必須引以為鑑。」

如同我們所知，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包括每一個影展與電影獎，兩位講者以自身見聞，揭露危險刺激的評審台內幕。徐漢強指出 2014 雄影的國際短片競賽中，由於外國作品極強，若不保障台灣名額，以這年水準而言恐怕會全數槓龜。受制於此前提，幾部高完成度的國外作品因而被放棄。

近兩年雄影由於報名件數激增（2013 年共 500 多部、2014 年達 3000 部），分身乏術的 Ryan 只好捨評審身分專心策展，「一般給評審片子時，不會告知作品來歷，只有編號跟片名，但像我自己當評審，有時會手賤去查，查了就有心理預設，想說它已經得了某個獎就 80 分起跳。」他亦認為保障名額是競賽必要之舉，不僅要數量足夠，而且拿出國際不能丟臉，「評審有時會基於民族情感就讓某部片上了，可能精神層面很感動，可是技術面非常不到位，在國際影展會有失水準，這是我做策展人極力避免的，即使頂撞上級也要保持住水準，否則就是讓自己變成義和團而已。」

以雄影狀況而言，每年會邀請一名地位崇高的國際評審，而這多少會影響國內評審的想法，「今年的國際評審非常喜歡台灣作品，喜歡到一直問其他人為什麼不支持自己本國的片，像李滄東之前來金馬獎就非常支持《賽德克‧巴萊》。或是我有一次去華語傳媒大獎，它因為有統戰目的，所以從台灣、香港、北京、上海、廣州各找幾個評審，好笑的是北京評審最痛恨《神探亨特張》，覺得噁心的要命，然後台灣評審最痛恨《女朋友。男朋友》，都是自己看得很清楚，但隔著一層紗的人很支持。比如我也跟德國朋友說《慾望之翼》很棒，但他覺得那部片根本不足以代表柏林。文化隔閡很主觀，很難說，小至台北電影節大至坎城都存在影展政治，看那一屆的評審組成，就知道大概誰會得獎。」

徐漢強坦言自己從學生時代便一直投影展，一開始也會患得患失，但實際參加過評審會議，就發現並沒有確切標準，真的就是各方角力，「如果有一群評審非常喜歡 A、另一群非常討厭 A，那只好就其它比較沒意見的片來選，以取得共識，即使 A 是當中完成度最高的，卻在討論過程中被消磨掉。」而影展評審往往都要兼評劇情、紀錄、動畫片，但不是人人都具備該類別的相關知識，「在台灣，動畫獎都是最容易被犧牲掉的，如果不是動畫背景的評審，就只能看故事或畫面漂不漂亮，所以選出來的常常是譁眾取寵、容易親近或是很炫的片子，對很多花力氣去刻動畫的導演來說很不平衡。現在開始有一些紀錄跟劇情混搭的作品出現，可能是偽紀錄片，或劇情片裡出現紀錄的成份，或是用紀錄片的語言拍劇情片，對某些評審來說會不確定它到底是什麼，比如一部劇情片從頭到尾都用手持，就有人會說是不是放錯類別。這些人可能是離業界有點遠、有點年紀、已經在當教授老師，對現在的器材和創作模式不是十分了解，於是只能看故事本身來決定好或不好，導演手法會被忽略掉。

今年南方影展出現一部中國導演在歐洲求學時拍的 5 分鐘不到的短片，只有一顆鏡頭，講一個工廠工人被欺負：本來是一群人在打一個人，接著出現另一群人來制止，然後被打的主角慢慢走到旁邊，鏡頭變成大特寫他在擦傷口、看著遠方來救他的人在打欺負他的人，突然露出大快人心、想加入他們一起打的笑容，片子就在這邊結束。這麼短的時間提到了霸凌的本質，以及受害者與加害者的循環，但就有評審說不知道在講什麼，馬上就想跳過，這時候如果沒人出來力保，很可能就會被犧牲掉。這也是為什麼台灣選出來的片都會比較長，因為有些評審認為拍太短不夠誠意，不知道是不是民族性中貪小便宜的心情。」

Ryan 認為也有評審覺得類型片不嚴肅就都跳過，像他帶來的《柏林轉角遇到愛》，就是因為調性輕盈，最後離大獎只有一步之遙，「這跟影展方向和評審組成有關，我還評過國藝會一個紀錄、動畫、實驗片一起比的獎，我被歸到紀錄類，但所有人要一起投票，三方評出來差非常多，動畫掛看紀錄片只要片花美就好；紀錄片掛看動畫就是畫面精緻、劇本好就行；實驗掛因為紀錄片跟動畫片都看不懂，就隨便投。」

講談來到尾聲，進入題材侷限與重覆性的討論，徐漢強認為問題來自審片機制，「比如投輔導金或公視時，形式上相對變得比較保守，談兩性和兩代關係大家用的方式都差不多，我自己就碰過在評審階段被質疑片子髒話太多。」他近來思考電影在處理感情題材時，好像都要安排一場戲，讓雙方坐下來彼此交代背景、互相取暖，後來找到一個不那麼單調的方法，是讓兩人同時做一件事順便交談，可以避免浪費篇幅；他也曾覺得章節式結構很帥而刻意要挑戰，但真正問過觀眾後，發現他們根本對此無感，甚至覺得煩人，除非刻意想製造疏離感，否則劇情片最重要的還是順暢。

Ryan 提到近年最受不了的短片元素，諸如返鄉、代溝、社會議題、文青式假掰、夢想、演員重複度，好比蔡明修就被戲稱為「所有人的爸爸」，並指出返鄉題材可追溯到《風櫃來的人》和《風兒踢踏踩》，是人人都有的情結，「近年又再結合代溝，因為都是親身經驗，導演會認為這是他的個人故事，不容改變，但情緒表現卻只有咆哮一種；《狀況排除》雖是同樣題材還加上社會議題，但它用劇情架構來轉換父子關係，是少見可套用好萊塢公式、有商業潛力的。」接著神情一轉，表明他很嫌惡文青式假掰地引用格言詩句做為片頭片尾的字卡，以及某些不知道談什麼就談夢想的作品，和前些年台灣時興的熱血勵志紀錄片有一樣的毛病。

今晚兩小時講談，從年度五強點評、國際短片賞析、台灣常見問題、評審台祕辛，到題材如何反應創作者與社會整體的品味視野，為 2014 年短片做了一次統整性回顧，往後我們將持續以精銳務實的角度，探討各種創作議題，盲點可以愈辨愈明朗，方向也會愈談愈清晰，有志於拍片的夥伴，歡迎同行。

【新導演的幾道難題】

過去從媒體與出版工作開始，逐步窺見台灣電影產業的真實內裡，之後在此策劃了「於此與我的導演你」專欄，得以更直探進年輕創作者的心靈；深覺著歷史上的輝煌已淡去，而嶄新的浪潮未到來，我們這一輩是破滅後急待重建的世代，好像卡在餘燼的末端尋找下一顆火種，正由於要面對的困境很相似，才必須有更多的談話、更多的激盪，電影或者文化，終究得先凝聚眾人之志，才可能有不同局面被開創而出。

2015 年起，我與小路上藝文空間、晶體影像製作聯合發起的「折射計劃」，旨在透過整年度的系列活動，聚合當代電影青年的能量，用以自力救濟、自立自強。本專欄將刊載每一場對談紀錄，台灣電影的難題太多，我們只能先幹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