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特的光之氣味──專訪《共犯》導演張榮吉

在《共犯》的一開場，有個仰躺跌入水中的鏡頭，光線被水面雕琢成一片片、萬花筒似的，讓人想到真相也有好多面，像一個一個迷離的夢。在票房評價都告捷的《逆光飛翔》之後兩年，張榮吉帶來第二部劇情長片，從溫暖、輕緩、帶著希望的天平那一端，來到又酷又殘酷、冷冽而風格化的驚悚推理這一端。這樣的轉變讓人驚艷，也體現出和真實拉開距離、又同時深入內心崎嶇面的可能。不變的是，在那核心處所在乎的依然是孤單，是尋求溝通，和渴望陪伴。

專訪那天，阿吉導演酷酷地走進來，一身黑挺的襯衫，人高馬大又中長髮，但和他聊沒兩句話就會發現，那底下藏著靦腆，和細心回答每一題的誠懇。一開始，我們不免還是好奇：從紀錄片《序曲》、短片《天黑》到《逆光飛翔》，有七八年的時光都在和裕翔這位「被攝者」相處，一口氣跳到《共犯》，這當中有什麼心境的變化嗎？沒想到導演的回答是：「其實……沒有什麼心境變化（笑）！」

「我一直不覺得自己只能做某種類型，也一直想拍很酷、節奏很快的東西。當初遇到裕翔，以那時候擁有的資源，拍紀錄片是比較有把握的，拍《天黑》則是因為在拍《序曲》的過程中，我覺得最美好的一段卻沒辦法記錄下來（註 1），那段一直在我的腦海裡，就想用虛構的故事和角色去重現它。拍完之後，慢慢就喜歡上劇情片這個形式了。

後來拍完《逆光飛翔》，想嘗試不一樣的，剛好看到《共犯》的劇本，同樣以青春為題，卻是從一個死亡事件開始，而且是推理懸疑類型。它不只是個相對黑暗的故事，而是這些角色如何在孤寂的心境中掙扎，跟得到一些溫暖慰藉。剛好我自己也喜歡看推理懸疑，就想試試看。」

《共犯》的舞台設定在校園，片中孩子們在不同的校園角落相遇、互看，甚至是不同群體／階級之間折射閃滅的目光，十分突出。當被問及，是否對此特別有感覺？導演的回答也非常細緻：

「有感覺當然有，畢竟自己也經歷過。求學是個自我找尋的階段，因為不確定自己可以做什麼、想要做什麼、應該做什麼，而且同儕間一定有某種競爭的眼光，不管是念書或學技能，都會有這樣的人際壓力存在。」

由此連結，對於《共犯》讓人想起日本校園電影，像是《告白》的罪與罰的群體暴力，或《聽說桐島退社了》對小團體／階級排擠的描述，對此導演也表示認同：「最初看到劇本，不免會想到《告白》也是殘酷青春的主題，而且非常好看（笑）！當你聯想到，就會擔心會不會跟它相似。不過，王家衛導演跟我說：『別害怕你的東西跟人家一樣，因為一定會不一樣。』每個人的思維、每個導演的思維一定不同，何況是不同的國家。」他還提起另一件關於王家衛導演的往事：「他曾經對我說，你擅長拍『人之常情』。我那時候聽到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笑）。可是後來好好想過，我是拍紀錄片出身，紀錄片就是掌握角色的真實感受，可能是共同擁有的生活方式，或彼此經歷的共鳴。從《逆光飛翔》，我就一直在尋找跟觀眾的共鳴，或彼此能夠理解的價值，或大家都有過的生活感受。這好像就可以解釋為『人之常情』吧！」

接著我們聊到了技術面，一直以來，張榮吉是個非常注重美感的導演，《共犯》的視覺風格，那校園的光暈、水面的波紋，迷人又舒服，大量的逆光更彷彿某種註冊商標。這是不是刻意的選擇呢？

「陽光的感覺、光線的感覺是刻意的，而且我要最美好的光線都留在最後，就算前面有陽光也都是比較悶的。這用意是，故事裡的孤獨心靈都在尋找溫暖，而我希望每件事都有它的過程，你在這過程裡也許不一定得到答案，但至少有個呼吸的出口，或喘息的方式。我希望那是留到最後，伴隨著最金黃耀眼的陽光才出現。

至於逆光，它和《逆光飛翔》的逆光又不一樣，後者我追求的是光線感，但《共犯》的逆光是『剪影』。亦即，當你在很明亮的光線中，你可以看清楚每一張臉，看清楚每個人的不同，可是如果都是剪影，就變成一個群體，像阿兵哥剃光頭排排站那樣，都是一體的，沒有階級的分別。《共犯》就是大家都是同夥，所以我讓它是剪影的狀態，沒有彼此之分。」

他更進一步從色彩的角度作出比較：「《逆光飛翔》的畫面調性比較輕，比較清透，《共犯》則是反差大、色彩濃郁。而色彩本身也有區隔：校園內，比較有束縛或規範，色彩就少一點，校園外的色彩就多一些，像是小喬的房間，或街道上。後門和秘密湖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秘密湖是比較神祕的，所以讓綠意的感覺特別明顯，這綠意又其實蔓延在校園裡，所以我們拍走廊，都特意挑選有很多樹的，不希望乾乾淨淨，而是帶著綠色的神祕感。」

再說到《共犯》的聲音設計非常細膩，導演更是解釋得津津有味：「懸疑片的聲音很重要，它必須要跳脫寫實，如果你會疑神疑鬼，那是因為你有些其他的想像，你會擔心看到什麼、聽到什麼，那些擔心又引發一連串過多的聯想。所以我需要多一點『虛』的音色去製造氛圍，要多一點角色想像，才能引導觀眾的想像。但又不能太直接，不能像『碰！』『ㄥ～～』或鬼的聲音那樣，很容易變成鬼片的氣質。我還放了很多耳鳴的聲音，類似像溺水、或被重擊之後耳朵會有某種壓力，會有高頻的聲響那樣。」

回頭說說故事面，在導演的作品中，常可以看到年輕的角色、被社會視為還沒有「長大」的，其實也有艱困的人際要面對，甚至是某種孤獨。對此，導演以自己的經驗為例：

「當初看到這些孤寂，會聯想到自己的求學過程，高中五專都沒考上，後來去考了一個畫畫的學校，這時候就會有旁人眼光的壓力。可是你明明去那個學校就很快樂，甚至找到了自己要什麼。不過在那階段，相對覺得自己沒有那麼多支持，就會有一點孤單的感覺。

而在 casting 的過程中，剛好來參加的多數都是單親的孩子，他們每個都有自己不同的心理壓力和狀態，那幾天就會覺得：現在的年輕人怎麼了？怎麼都有那麼多不同的困難？這時候你就像紀錄片工作者，他們就像被攝者，會毫不設防地講他們自己的故事，你就會覺得哇噢，很像裡頭的角色跳在你面前，你真的能夠理解了。就會更想好好呈現他們心裡的感受。」

然即使拿掉校園的框架，《共犯》的內涵其實是很社會面的，以一段段解謎和翻轉（twist）去辯證謊言與真相、怪罪和緝凶等等元素。我們忍不住問導演：選擇這題材，和台灣的社會現況有關嗎？

「其實很多事情它都有兩面，表象的跟真實的，有時候我們用既定的刻板印象，只能看到表象，但那不盡然是真實。這樣的兩面，也可以是角色的樣子：他可能是個被貼標籤的壞學生，卻實際上不是如此。他也可能是個好學生，但遇到無法解決的事情，選擇逃避的他又會有另外一面產生。

至於社會狀態的對應，無形之間一定有，《共犯》表面上是三個高中男生一起做壞事，其實探究到問題的根源，卻是旁人的漠視和不關心。所以旁人才是最大的共犯，或『漠視』才是最大的共犯。很多社會問題其實都是這樣，所以這故事沒有要針對特定事件。但如果它讓你聯想到某件事，就表示你產生共鳴了，這共鳴可能來自同樣都是台灣人、都經歷過的事。」

我們接著問，從《逆光飛翔》到《共犯》這兩年，導演本身的創作資源，是不是也進化了呢？

p>「其實我一直在尋找比較新鮮的合作，《逆光》當時是一位法國攝影師，用不一樣的視野看台灣，《共犯》則是找了很資深的廣告攝影師，他沒有拍過電影可是很喜歡電影，可以跟你聊很多，而且總是對畫面有追求，卻不需要靠太多的技術環節，譬如太多燈光去營造。他可以控制現場的光線，太陽光或反差等等，就可以讓氛圍感很凸顯。

另外當然也有些固定班底，像是配樂溫子捷、剪接李念修。《逆光》的配樂和《共犯》很不一樣，前者很多古典樂器和溫暖的表現，後者則是電子和甚至後搖滾，破壞張力比較大的東西，或是比較虛的，沒有旋律的寫意的音樂。至於剪接，《共犯》相對是更俐落、更明快的。總之，看到他們成長真的很開心，因為你相信他們有這樣的彈性，他們也證明了自己的能力。」

最後我們聊到台灣的產業環境，關於創作者們不免要在藝術性和商業性之間作選擇，導演也表示：「我希望我的電影可以跟觀眾溝通，所以不希望太有距離。我相信自己不是很藝術的導演，不過，所謂的藝術是指美學，是指思考，這是每個創作者都會獨有的一種特質，這東西是不變的。就好像李安的作品，總會在商業市場有一定的價值，可是他的美學和思考也會有一定的份量，像是《少年 Pi》。你如果問我，比較期待靠向哪一邊？我只能說，我比較期待可以跟觀眾再拉近一點。」

當我們問，有沒有特別喜歡哪個台灣前輩？導演謙遜地說，每個都很喜歡，都有不同長處。進一步追問他才說：「我很敬佩魏德聖導演的不服輸、勇於嘗試的精神。我也佩服侯孝賢導演的場面調度，要怎麼把畫面拍得那麼生活？那真的很不容易。那要靠真正專業的演員，他們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可以做什麼，而且還知道鏡頭在哪裡！」

談到對未來的期望，導演也表示，希望環境可以更好一點，讓電影作為一個穩定的工作，它的經濟效益、工作環境是健康的，給藝術工作者的支持比重可以更均衡。那麼下一部片呢？他透露：「其實下一片已經在籌劃階段，劇本已經修到好幾稿了，是紀蔚然老師的小說《私家偵探》改編的。目前希望明年可以順利開拍，那將會是個成人世界的推理電影。」說這話的他臉上流露神祕，不難想像那又會是另一個全新的張榮吉。且讓我們期待從最溫暖的人情關懷，到最酷最跳躍的類型電影，都能被他獨特的光影氣質征服。

註 1：指的是導演和裕翔在海邊走路的段落，詳情請參考此文：〈誠懇而不浮誇──專訪《逆光飛翔》導演張榮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