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怎麼就是個操蛋的世界了？專訪《漂亮朋友》耿軍╳張志勇

在一起拍電影之前，他們先是一起看電影的關係。

小的時候，耿軍和張志勇是隔著一間房子的鄰居，張志勇是獨生子，沒事就上人家家裡玩。有時也一起到朋友家看電影：周星馳、劉德華，全是市中心的音像店買來的。朋友家裡有一台東芝的 VHS 錄放影機，對於小鎮來說算是不得了的高檔貨。

耿軍還記得清楚錄影帶的初體驗，是 Michael Jackson 的音樂電影《外星戰將》（Moonwalker，1988）。舞台上的巨星長髮眼妝緊身褲，惹得一群小男生在電視機前騷動：先是有人說，這女的聲音可真粗啊。耿軍說，不對吧？他是個男的吧？

「接下來我們爭論很長時間，之後才在雜誌上搞清楚——Michael Jackson、Janet Jackson，Janet Jackson 是 Jackson 的妹妹。」

那是中國極北的小鎮裡，男孩們第一次意識到電影裡有另外一個世界。

文藝青年

張志勇其實是 6 歲那年，跟著父親的工作才搬來黑龍江省鶴崗市的。原本以為比起家鄉，鶴崗會是個相對繁華的大城市，「結果是個郊區。」從一個小城市到另一個小城市，什麼都沒有變。

不變的還有雪。整個東北都下著那樣雪。

張志勇全家搬到鶴崗的 1984 年，鶴崗還是個以煤礦業為生的工業城鎮，青壯世代尚未出走，礦坑如常運作。小學生遊手好閒，在礦區裡無事晃蕩，偶爾耿軍和弟弟會摸進礦工食堂裡偷點吃的。張志勇倒是沒參與，畢竟他是獨生子，家裡環境又好一些，不必愁這些食物。

耿軍小學五年級那一年，弟弟到城裡的文化宮學畫畫，美術老師讓畫畫班的學生們看《梵谷傳》，帶著他們讀小說、聽搖滾樂，不時也上電影院。

這群畫畫的孩子是煤礦小鎮裡唯一的文藝青年。耿軍跟著弟弟、張志勇跟著耿軍，文藝青年連線，下巴抬得比天還高。「走在人群裡面，看著周圍的人，我就覺得他們沒欣賞過搖滾樂、沒看過雨果的《悲慘世界》，對於藝術一竅不通。他們每天很歡樂，但是這種歡樂是盲目的。」

是在長大之後，才知道所謂文學電影搖滾樂，也是一種階級。「如果沒有文學的話，我們這裡邊有一部份人，包括我，可能會成為煤礦城市裡，那種智商還不錯的頑劣犯罪份子。」

18 歲那一年，耿軍讀了劉恆的劇本集《菊豆》，再從劉恆的小說《黑的雪》讀到謝飛的改編電影《本命年》，那是他第一次被電影撼動。「我覺得電影這個東西太高級了，導演可以創造一個影像的世界。」

文藝青年幻想成為造物主，不甘心一輩子都被雪和煤炭圍困。

中專畢業，父母開給耿軍兩條路，一是在家裡幫忙養雞，二是父母出錢給他開一間糧油店，賣賣雜貨。而兩條路的終點都是：找個媳婦，生孩子，成家。

那些路一踏上去就直達終點了，耿軍知道要逃只能趁現在。「那個地方我沒有機會，我也不甘心跟家裡的人一起養雞、賣雞蛋，我就去了大城市。」

於是他帶著自己寫完的第一部劇本，剪去一頭長髮向父親換來 6 百塊錢路費，騙家人要和朋友一起到瀋陽打工，其實終點是北京，和拍電影。

當時他落腳在北京的五道口，以他自己的話說，「2000 年前後，那個地方叫宇宙中心。」宇宙中心比起鶴崗小城，自然是什麼都有，有可以打工的飯店，有表演搖滾樂的酒吧，還能夠在北京電影學院蹭課。唯一缺的，是一個真正能夠拍電影的機會與資源。

直到進入千禧年，DV 的時代降臨，拍電影可以簡化為一個人的單打獨鬥。耿軍當時參加過幾次北京的電影沙龍放映，在那裡他看見許多新一代拓荒的電影創作者：楊荔鈉、杜海濱和王兵，「我們在大銀幕上看到《鐵西區》的時候，備受震撼。我就覺得只要你的創作態度嚴肅，用 DV 是可以拍電影的。」

2001 年底，耿軍染上肺結核，被迫從北京回到鶴崗老家休養。鶴崗什麼都沒有，但總還有一台 DV。在家裡無所事事，耿軍上網向陌生人徵求到一台攝影機，想著臨死前至少拍點東西，就這樣完成了第一部短片《山楂》。

他終究沒有死。是電影帶著他活下來。

每天生活，偶爾演戲

耿軍離開鶴崗到北京的那一年，張志勇也出走了。

那幾年裡他去過濟南、烏魯木齊、鄭州和廣州，最後還是繞回鶴崗。幹過計程車司機，開過酒吧和歌廳，擺過地攤，甚至當過煤炭工人。《輕鬆＋愉快》裡張志勇演一個賣肥皂的騙徒——肥皂他也是賣過的，只差沒有訛騙過人。

他沒有電影夢，只是偶爾還聽一點搖滾樂。「畢竟那時候，溫飽已經讓我精疲力盡了。」

當時的張志勇怎麼都不可能想到有一天會拍電影，像那些他們從小一起看到大的電影。

耿軍回到鶴崗養病的那半年，張志勇也在。聽到從小一起長大的好兄弟想拍片，他自告奮勇加入劇組幫忙，和幾個同鄉長大的老朋友一起：徐剛、薛寶鶴、小二，理所應當。直到耿軍在拍第二部短片《散裝日記》時動了歪腦筋，「他說：『你給我演一個。』我說你扯大了，我能演？他說：『我說你能演你就能演。』我說那就演唄。」

只有張志勇知道，那句「那就演唄」說出口，是空心的。「其實是他給我信心的。我本身想演，但是說那話的時候，是對自己充份地不自信。」

耿軍也知道他的不自信。第 62 屆金馬獎的頒獎台上，耿軍代替沒能出席領取男主角獎的張志勇，說出那一段心裡的黑洞：

「他在 10 歲的時候，撿到了一枝雷管，礦區爆破的那種雷管。十歲的孩子好奇心重，小張志勇想搞清楚雷管裡的火藥是什麼樣的，他就在自己家的廚房裡面，用菜刀在剁這個雷管。一下，兩下，三下。他沒看到炸藥。

在剁的時候雷管炸了，他的眼睛和手指都被炸壞了，因為基因跟體質好，他恢復得很不錯，但還是了留下輕度的殘疾。」

受傷的痕跡是肉眼可見的。以前張志勇總想著要躲、想著要避，「小時候受傷那件事，我一直覺得很自卑，從小就自卑。突破這個坎兒其實有兩件事：一個是我和我媳婦結婚，我媳婦就沒嫌過我這個手和眼睛；另一個就是拍電影。這兩件事給了我很大的自信。」

2008 年拍完《青年》，在裡頭張志勇演一個生病的角色，後來去到北京，有看過片的朋友問他，病好了嗎？「其實我知道他在跟我開玩笑，但那個時候我覺得，哇操，他把我記住了。」2014 年，張志勇初次從配角升格為男主角的《錘子鐮刀都休息》，在金馬獎上拿下最佳創作短片獎，他說，「原來發哥是有眼光的。（編按：耿軍本名耿金發）」

再下一部《輕鬆＋愉快》，張志勇主動在鏡頭前露出斷了一截的手指，扣扳機。正面看是黑色幽默，反著看是他與身體的和解。

比起張志勇的不自信，耿軍早就知道，他們能拍電影。畢竟他拍的就是鶴崗居民的日常，不找這些人演，還能找誰？

「一開始我可以調動的資源，就是這群一起長大的玩伴。而接下來我的電影，寫的完完全全就是我周邊的人的人生經歷，而他們就是這些原型身邊的人，他們對這些故事的了解比我還多。」

就連多年合作的攝影師王維華，拍過許許多多的大明星，卻唯獨鍾情這些外表並不起眼的小鎮眾生。「王維華說，我怎麼覺得他們對我來說更有影像魅力——另外的人演戲是職業，他們每天都在演戲這個工作裡，沒有時間生活。」

「但是他們每天都在生活裡面，偶爾演戲，所以他們帶著生活的質感。」

溫差

生活的質感來自日常，但演戲終歸不是日常。

拍《青年》時的第一場戲，是張志勇和另一位演員袁立國對坐，邊吃餃子邊聊天。餃子是耿軍的母親親手包的，浩浩蕩蕩煮了近兩公斤，在現場備著。

結果第一天餃子吃完了。戲始終沒有過。

第二天，母親又緊急包了兩公斤的水餃。又吃完了，還是沒過。「他們再也吃不下去了，兩個人就開始緊張，回房間設計研究，我說完這句你應該有什麼反應、什麼時候該吃餃子、什麼時候邊吃邊說才自然⋯⋯。」

第三天，朋友從市區帶回來兩大盒牛肉餡的餃子。兩人吃了五公斤的水餃，戲才終於拍過。

「以前拍戲，有點影像的卡拉 OK——行，你唱一首，有點那意思。到《青年》的時候，導演、演員面對創作開始嚴肅了，不像以前那樣，說說笑笑、玩玩鬧鬧，差不多就完了——不行，我們沒有差不多這件事。一場戲差一點，這個電影就沒法看了。」

許多觀眾想像非職業演員，仰賴的是直覺性的本色演出，一開始耿軍確實也是這麼拍的。「我創作開始的階段有一種隨意感，這種隨意感你不能說它不好，但是接下來，我會把隨意感更嚴肅——我們也要拍出隨意感，但是要比那個更精緻、設計感更足。在精緻和設計感的前提下，我們再演出隨意感，那是更高的要求。」

後來，耿軍的對白寫得越來越深邃精巧，《漂亮朋友》裡金句連發：「來情慾的懷抱，這裡最實在。」「讓我們來聊聊肉體的剮蹭。」「自由的四周只能是自由，這樣才能方便我們欣賞它。」雕琢近乎非人，有時甚至連讀出來都嫌繞口。

一開始，張志勇也屢次碰壁。「演他的戲，要能把他的台詞說得盡量口語化，其實挺考驗人的。他的台詞很多都很哲學，他要表達的東西，可能我們都 get 不到。」但還能怎麼辦？也只能一次又一次找重音、找斷句，重複地讀。有時睡一覺起來，台詞自然就捋順了。

耿軍教會這群演員，演戲不只是靠感覺。2013 年演《錘子鐮刀都休息》時，有句對白寫「咱們的情商有問題」，張志勇對著「情商」兩個字納悶，還特地上網查。「你要不理解這個意思，根本演不出來的。」

「跟他在一起合作的時間太長了，從剛開始的懵懂，到後來慢慢地愛上電影、琢磨電影，其實是在實踐當中一點點地走過來的。」

而耿軍也是如此琢磨自己想要的表演。《輕鬆＋愉快》開拍之前和演員討論，他特地找出 Roy Andersson 的《鴿子在樹枝上沉思》（A Pigeon Sat on a Branch Reflecting on Existence，2014，中國譯名《寒枝雀靜》）——同樣是高緯度的寒帶電影，在表演上其實有著溫差。

「我說他那種零度表演，是有點劇場化的，人是麻木的。那種表演適合《寒枝雀靜》，《輕鬆＋愉快》不適合。我們在表演上有零度的時刻，但是你的情緒要逐漸地升溫，差別就在真實度。零度表演不是真實。」

假和尚拐騙人賣佛牌的乞求和施予，那是 30 度的；毫無來由地大叫發洩，那是 80 度的爆發；冷眼旁觀世界，那又回到接近零度。「那是從本色到技巧，逐漸演變的一個過程。」

一個演員的修煉，就是在溫差間來去自如。

邊緣的邊緣

而《漂亮朋友》的起點，也是始於溫差。

2019 年底，耿軍回到鶴崗休息，短短幾天內中國各處疫情爆發，接下來一連串的封鎖管控，他在鶴崗滯留了五個月才又重回北京。他沒想到曾經的家鄉變成一座巨大的監牢，整座城市的溫度降到冰點以下。

從超市回家，家人拿著酒精對著他就是一頓噴灑；有人距離太近，他下意識想要迴避病毒。「我當時以為疫情就是世界末日。這個地球要毀滅掉了。」

從疫情期間開始動筆的《漂亮朋友》，耿軍只是想說：末日之前，至少我們還能彼此擁抱。

「當一部電影在這樣的時刻萌根發芽，以一個喜劇的、純愛的方式出現，我覺得是對疫情另外角度的呼應——人跟人之間應該怎麼樣？我覺得就應該像這個電影。當你遇到了問題、遇到了難處困境的時候，無論你的家人還是你的朋友，還是你的愛人，會說：『有我在，別絕望。』」

尤其當那樣的回憶逐漸被覆蓋甚至竄改，記憶變得格外重要。「當它變成具體的電影之後，我覺得是一個活著的證據。我們每創作一個作品，都有一段我們在這個時空裡邊活著的證據。」

後來，《漂亮朋友》也成為他人活著的證據。

《漂亮朋友》劇情圍繞著小鎮裡到處求愛的中年男同志，現實裡的人物藍本，是耿軍和徐剛都認識的哥哥：曾經在異性戀婚姻中受到傷害，中年以後出櫃，四處尋覓愛情。有一次他挑逗一個練散打的運動員，結果被對方打瞎一隻眼睛，沒敢報警，也不敢要求對方賠償，最後黯然離開鶴崗，到南方的城市生活。

這些受傷的人，總在生命裡閃現。小的時候，學校裡有個男同學跑到女廁裡上廁所，事情傳開，被大肆嘲笑，而當時的耿軍還沒意識到什麼。再長大一點，北京電影學院有個公開出櫃的男老師叫崔子恩，是千禧年前後中國同志運動的健將之一，但在學校裡，人人背地裡蔑稱他「二椅子」，北方方言，意思是不男不女的人。

2009 年，耿軍和獨立紀錄片導演趙亮跟著顧長衛拍紀錄片《在一起》，走進河南的愛滋村，也在各個城市見證許多同志的生命故事——那是他第一次接觸那麼多同志，和他們的傷。

「這不是一個友善的環境，那些風言風語對一個獨立的個體，是會造成非常大的傷害和陰影。」

那樣的環境裡不會有擁抱發生。而耿軍只想告訴他們：有我在，別絕望。

然而在中國，同志題材向來是官方的敏感詞彙：不是完全禁止，但誰也不知界線究竟在哪。面對浮動的標準，製片人王子劍說，他們打從一開始就沒有考慮過放棄拍同志，因為他們知道身處在那樣的位置的感受。

「講性少數也好，還是講邊緣群體，它都是在講我們自己。因為在這樣的環境裡面，誰都不敢保證自己一直是主流。」

唯一的顧慮是，「對於耿軍，或是對於這個都是順性別異性戀的創作團隊，能不能做到一個不會冒犯別人的電影，或者會不會有消費概念、消費類型的嫌疑。畢竟同志電影還是有一些傳統和刻板，比如還是需要特別美型啊、要有消費面孔和肉體的元素吧。以及在關係上，哪怕是同性，其實也有一個權力上的邏輯關係。」

正式開機之前，王子劍特別嚴肅地警告整個劇組：「我說從今天開始，所有跟同性戀有關的笑話，不許再開了。」

「因為我們不是特別深入研究性別的，要把這裡面複雜的東西變成電影的創作邏輯、最後的效果就是起碼作為同性戀看這個電影，不會被裡面有些沒有常識的東西冒犯到。」

不久前《漂亮朋友》在台北和高雄兩地放映，結束後有群女同志觀眾上前找他們聊天，說，「有些地方還是能感覺到刻板。」

然後她們又快快補上一句——「但不是那種無聊的刻板。還是挺有趣的。」

這操蛋的世界

2013 年，耿軍在中國影音平台一席上演講，他說自己的電影要表現的都是時代裡的失敗者。「因為我也是一個失敗者。我可能這輩子都不是一個成功者。」

那一年，《錘子鐮刀都休息》拿下金馬獎最佳創作短片獎。接下來《輕鬆＋愉快》在金馬入圍 4 項大獎、《東北虎》在上海電影節拿下最高榮譽金爵獎。再接下來，《漂亮朋友》在金馬 8 項入圍，最終獲得 3 項。

即使如此，耿軍從來沒覺得自己成功過。

「上海電影節得金爵獎之後，我和子劍一起坐高鐵，他說高興兩週就得了哈——我說一週就行吧？還用兩週嗎？很喜悅，但它是片刻的。」

他是那種會站在門邊，看著房間裡歡樂慶功，一邊在心裡獨自陰暗的人。「我說唉呀，好生活都是幻覺——這個可能也很變態。我進去後仍然會特別高興，但是我會抽離那個片刻。」

「這個時代裡邊我不認識成功者。在這個時代會有成功者嗎？我覺得如果我們不虛偽的話、如果頭腦還很清晰的話，我覺得這個時代裡沒有成功者。」

許多人看他是成功的。在《輕鬆＋愉快》之後，《東北虎》為耿軍帶來更多的資源、更大的劇組和更耀眼的明星卡司，原本三十人編制的小劇組一下子擴充成一百三十人，比起過往打游擊式的拍攝，那不能不說是種限制。

以及，隨之而來的電影審查。

《東北虎》是耿軍第一部在中國院線放映的電影，也是他第一次和廣電總局交手。除了片尾硬生生加上的字卡之外，原本馬千里在戲裡喝著酒說，「喝完就他媽離開這個操蛋的世界。」審查批注：「不可以——這怎麼就操蛋的世界？」

最後這操蛋的世界變成了這複雜的世界，維穩之必要。耿軍麻木地笑了：「我靠，電影而已，哥兒們。」

電影裡另外一處，瘋癲的詩人說，「我是走出麻木，你們是走入麻木，階段不一樣」，也被勒令修改成「我是你們是走出麻木，我也是走出麻木，階段不一樣。」審查意見說，「一個精神病人對著正常人說，他們是走入麻木，那你說你在評價的這個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

最氣人的莫過於此。他們其實都看得懂。懂的都懂，太懂了。

「你會覺得那裡邊都是懂的人，但他們又不是人，他們把自己變成機器，我覺得其實是很變態。」曾經耿軍在參加活動時，坐在旁邊的人說，導演您好，我是審查《東北虎》的人。耿軍反問，哪條意見是你提的？「他說我審查的時候，你們這個已經過審了。之前審那一組，我也不認識——哇操。」

他像是走在路上平白挨了兩個耳光，一回頭連是誰打的都找不著。

審查帶來的不是積累，唯有傷害。但他拒絕踩上受害者的位置，「我知道很多人有那樣的遭遇，但是那些遭遇是別人的遭遇——那個遭遇跟我有關係嗎？跟我肯定有關係，但是當我做這個電影的時候，遇到問題，我們就解決問題，得是這樣的心態。」

「我先不自我審查，我按照我的原貌拍，遇到問題再說。」

走出《東北虎》的傷痕，《漂亮朋友》回到最初拍獨立電影二三十人的小編制；同志電影甚至註定上不了院線，也不必去在意什麼龍標審查。他要做的，只有拍電影。

「所以我就去他媽的。」

面對這個操蛋的世界，最好就是，去他媽的。

後記｜視頻已過期

聊到審查就有氣。耿軍前陣子看了《影后》，迷上戲裡鍾欣凌對著製作人大罵「我操你媽」的片段，把影片當成表情貼圖，在各個聊天群組裡丟來丟去。「這麼響亮的一個『我操你媽』。演得太好了。」

演得太好了。簡直像在幫自己出口氣。

他叫身旁的張志勇翻出那段影片。張志勇在手機找了一圈，雙手一攤，微信聊天介面上顯示：

「視頻已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