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等，台語歌怎麼樣都不奇怪的時候──專訪陳以恆

台語

說台語的時候，陳以恆習慣把華語叫做台北話。不叫國語、不叫北京話，叫 tâi-pak uē。

他是標準的說台北話長大的台北小孩——台北市大安區出生長大，天龍中的天龍。這幾年有時上菜市場，用台語和攤販閒聊，對方一臉驚訝：「你台語講甲遮好、你佗位人？」他會不好意思地說，台北。大安。

那幾乎是一個華語的無菌室。「像我女朋友在板橋，她小時候在學校，至少罵人、取綽號都還是會用台語。」可這裡是大安區，「那邊真的是，完全沒有台語這個東西存在。」

但明明台語是內建在基因和血液裡的語言，只是生在天龍國，陳以恆很自然地成為了家族裡的「外省仔」。小的時候想和阿媽學做菜，他試著講台語，阿媽試著講華語，結果兩人都被語言絆住，「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們兩個好像是用各自的外語在溝通？」

家人們彼此之間是講台語的，只是轉過來對他說話時，聲道自動切換成華語，流暢得不著痕跡。他也曾經問過爸媽，為什麼不跟他說台語？但問題沒有答案，陳以恆只能自己推敲。

「或許這個決定也不是有意識的，可能他們從小受到的教育、或是他們的人生體驗是這樣，潛移默化覺得講華語比較高級，所以他們生小孩以後，就是跟小孩講華語。」

他其實還是會聽的，說也能說上幾句，就是不輾轉（liàn-tńg），一句台語能說得比山路還崎嶇。而他知道不該是這樣。

上高中之後，他開始強迫自己說台語，出發點只是，「想要家裡的人更自由地溝通吧——就覺得台語明明應該是我的母語，卻怎麼變成我的第二外語？」

所謂強迫，「就是被笑也沒關係，就是跟他們講。」剛開始講錯話、發錯音是家常便飯，每次說錯就要招笑，當長輩說「你攏袂曉講台語」、笑他臭乳呆，他腹誹：還不就你們害的！無輪如何，還是只能硬著頭皮問，那這要怎麼講？

但學語言不就是這樣嗎？「你就是被笑吧。」

即使後來開始寫台語歌也唱台語歌，甚至 2019 年出第一張 EP《但是我袂驚惶》，入圍當屆金曲獎最佳台語男歌手獎，那種訕笑聲仍然不時響起。在網路上，也在心裡。

還能怎麼樣？兩手一攤，「沒辦法啊，我們就是被這樣教育的。所以有努力，就應該值得被誇獎。」

歌

也是在學著說台語的同個時候，陳以恆開始玩音樂。

剛進師大附中不久，直屬學長拉著他進社團，從小聽鑽石情歌精選的少年開始想成為吉他英雄——John Mayer、SRV、Jimmy Hendrix 和 B.B. King，那些都是他的英雄。而他也和所有玩音樂的高中生一樣，自己組了個樂團 Good Hood，玩團，寫歌，比賽。

而就如同每個玩團少年，幾乎都無一例外地在某個岔路口離開，2014 年，陳以恆到日本早稻田大學讀書，沒有遠離音樂，卻遠離了創作。

剛到東京時曾經想要勤跑 live house，但票價實在太貴，才一個學期就撐不下去了。也加過學校的音樂社團，才發現那裡的聯誼性質大過於實際練功創作，沒幾次就自動淡出。那段日本的時間，他自己在 IG 寫，「吉他偶爾彈彈，歌幾乎沒寫了，中間回來比了一次金旋獎，連決賽都沒進。」

——金旋獎。

算起來，陳以恆比過三次金旋獎。第一次是出國之前，和高中樂團的夥伴一起組隊報名；第三次則是 2020 年，他和 Robot Swing 一起站上金旋的舞台，當時的他甚至已經是出過 EP 的發片歌手。

唯一一次自己一個人比賽，是 2016 那一年，他從日本飛回台灣，就為了比金旋。原本只是想，身邊好多人都還在音樂路上拚搏，那些朋友裡有高中樂團的朋友們、王彙筑，還有當時還不叫 Everydaze 的王宥盛。他們說，要不要參加一下？於是陳以恆說，好。

不敢報獨唱組，怕跟鐵肺金嗓們大神競爭，轉投創作組，於是趕緊生出一首創作曲。後來金旋獎的大禮堂舞台上，就他和一把吉他，跟那首〈A recording of Ocean and Wind〉，連鞋子都沒穿。

最後如他所說，連決賽都沒進。但至少，他又開始寫歌了。

跟那些最終離開的朋友相比，他是被音樂留下來的人。「畢竟做這個就很看緣份，就是你跟音樂，還有這個產業的各種運嘛。搞不好他們也沒那麼喜歡這件事情。」

當時的陳以恆也沒有辦法確定自己到底喜不喜歡。回來台灣後服兵役，剛好看到文化部補助案的資訊，姑且就投了。「應該是湊熱鬧的心情——其實對音樂的嚮往還是有的啦，還是很喜歡，但沒有也沒關係，反正就當完兵再回去上班也沒關係。」

結果公佈，他上了。「頭都洗下去了，就做做看吧。」

頭洗下去的結果是，那張為補助而生的 EP 帶著陳以恆入圍金曲獎。那是他的運。

台語歌

開始寫歌和開始說台語，都是發生在高中時的事，但寫台語歌，還要再等到 2017 年，人生第一首台語歌也是他第一張 EP 的標題曲，〈但是我袂驚惶〉。

在此之前，他寫歌幾乎都用英文，那幾乎像是一種身體的習慣反射。「寫英文歌的 output 太快了——我可以馬上就知道用這句話來當 hook、那主歌該唱什麼，好像這樣子唱起來滿酷的，那就這樣子吧。太快了，所以好像寫什麼都 OK，但其實沒有在想自己到底要說什麼。」

看似行雲流水，背後其實是拼湊。「就會有種浪費、打發時間的感覺。言之無物，對我來說也是就是為賦新詞強說愁。」

陳以恆知道那不是他想些的東西——無論如何，至少寫的要是自己。

「最近看到一句話：The most personal is the most creative，Martin Scorsese 講的。那是我希望能達到的。我相信開始寫台語歌的時候我也是想說，可以再寫一些多關於自己的事情。」

不是英文，也不是平時講慣了的華語，因為那些最熟悉的語言，其實往往都只是東拼西湊，那些浮在表面的詞彙沒有辦法讓他更靠近自己。「譬如說英文或華語寫作是用 100 枝筆，你可以很快就做出來，但是台語對我來說只有一兩枝，我的詞彙量很少，所以就要很努力地去想說什麼東西才是重要的，那在那個過程中，或許可以精煉出一些更貼近你生命周遭的東西。」

所謂貼近生命周遭的語言，是家裡在講的、市場裡口語流通的，那些才是他想放進歌裡的字詞。比如〈服毒Child〉裡的「我聽你咧放煙火」（意指人吹牛、說大話），或是家裡長輩常說的，「這个人切仔麵啦」（意指人行為舉止輕浮）——「我不太想要很文雅地，去翻書寫出一段字來，我希望是從我生活中會用到的字詞去找，這些都是我身邊會出現的台語。」

陳以恆隨身備著一本小冊子，裡面除了記著一些記得買牛奶之類的生活瑣事，還寫著他從各處聽到，熟悉的或學來的台語。然後把字詞帶回家，一頁一頁翻著台語字典，最後珍重地放進歌詞裡。

寫一首歌，靠的不是輸出，而是累積。

「​​很慶幸有自己有用台語寫作歌，對我的內容、我自己反思的時間拉得很長，所以就可以想得更貼近我自己。在內容上，也因為有透過台語說這樣的訓練，所以在寫英文的時候，就不會像以前一樣，想到什麼事情就套進去。」

創作過程的崎嶇，反而留下了更深刻的刻痕。「因為在寫內容的過程思考更多，所以就比較容易，也更有機會、更有辦法吐露出一些什麼，不只是一坨詞在那裡。」

寫台語歌

也是在唱台語歌之後，開始聽到有人評價他的音樂：「這個人唱台語歌，我聽不懂。」

當時那人說的，是 2021 年陳以恆和 Robot Swing、洪佩瑜合作的〈AI敢會愛？〉，歌詞模擬 AI 機器人與女孩的戀愛對話，曲風在 Neo Soul、R&B 和 Hip Hop 之間自在遊走。〈AI敢會愛？〉帶著陳以恆第二度叩關金曲獎，也讓許多不曾聽台語歌的人，開始注意到陳以恆這個名字。

也注意到，他的音樂裡不太尋常的台語歌風景——歌詞混雜台語和英文，曲風跨度更是橫越 Funk、Neo Soul、Indie Rock。新專輯《罐頭塔》的開場曲〈十二春〉，一出場就是人聲和編曲層層疊疊，〈OH I THOUGHT THAT WE CARED〉裡更是索性背起《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

那些離經叛道在一部份的人聽起來是時髦，在另外一部份的人耳裡就是單純的，聽不懂。

「因為那不像是他熟悉的台語歌的樣子。台語歌往往會有一個台語歌的氣口，但我在寫旋律的時候通常不會是那個樣子——我知道他們想要的是什麼東西，但那不是我想要的呈現方式。」

寫歌時，陳以恆是旋律先行的那種人，台語反而是被放在後面一點的事。「畢竟曲對我來說是情緒的載體，那是最基本、最能打到你的。我會希望你聽那首歌的時候，第一件事情是聽到那個情緒，如果你真的喜歡那個情緒，你再去來探究我到底在寫什麼東西。」

「畢竟時常有些喜歡的英文歌，我就算去查，也還是不知道他們在唱什麼。譬如說『So, Sally can wait』，誰知道 Sally 是在寫誰？沒有人真的知道——但是，重要嗎？不是很重要。」

但這不代表他不重視台語本身的音韻規則，寫歌時，最常遇到的困難是倒音的陷阱，那也往往是陳以恆琢磨最久的課題。

倒音，指的是台語歌裡歌詞的聲調與旋律的高低走向相互衝突，聽起來容易就成了不同的意思。在華語歌裡，倒音的現象已是家常便飯，也沒有人會刻意雕琢，但在台語歌裡，詞曲音調的咬合問題卻是重要的創作細節，為的是不要把〈家後〉的「你的手（tshiú）我會甲你牽條條」唱成了「你的鬚（tshiu）我會甲你牽條條」。

作為一個 1994 年出生、講台北話長大的台北囡仔，這題的難度實在太高。「這不是創作人不會寫，是因為我們所有接觸這個語言的人，並沒有接觸到很全面性的使用。我們只會在日常的時候使用，我們在娛樂、在上課的時候都不會用這個語言，所以這些應用對我們來說，其實非常陌生。」

專輯裡的〈OH I THOUGHT THAT WE CARED〉和〈七桃蜜〉，都曾經因為台語的音韻問題砍掉重練，有時候改到山窮水盡時，內心難免覺得迷惘。

「從小到大，我們的教育都不是教你如何思考，而是去 follow the rules。但是大家顯然是不喜歡這個東西，不管是我們，或是我們長輩們，他們都會講說 follow the rules 是不好的——但是為什麼到了台語創作的時候，就好像又有一套準則要必須 follow？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很弔詭，你們明明就是追求要自由思考的人，但是你怎麼在這個時候，又有一個框架把自己框架住呢？」

他還在摸索那條線的位置。直到在錄〈有影有影有影有影〉時，突然意識到歌詞裡的「一世人爾爾」，也可以解成「只是人爾爾」；以及〈七桃蜜〉的歌詞「敢閣會赴做你的翁（ang，丈夫）」，亦可解作「做你的尪（ang，玩偶）」。聽起來是倒音，但也未嘗不可是創作者埋設的雙關。

於是限制不再只是限制，他給自己設下的底線，是發音不能有錯誤。但，「音韻這件事情反而是可以被實驗、是有很多可能性的，那不是一個侷限，大家還是能自由地創作。」

他尊重規則，但也因此知道，界線的位置也可以是鬆動的。「那條線要怎麼畫，我覺得是創作者們的特權，或者說是福利。就是我們可以去決定說，這條線可以被我們推到多前面。」

寫台語歌的人

這是個所有界線都在移動的時代，對創作者而言，那是一種幸運。

「我覺得這就是社會在轉變嘛。我們有福氣可以做各種嘗試，這個環境讓我們可以去挑戰那個界線到底在哪裡，我們不需要擔心，挑戰之後會怎麼樣。」

《罐頭塔》推出的 2024 年，一年裡台灣總共有 25 張台語專輯發行，有民謠有金屬有搖滾，有嘻哈有藍調有香頌，實驗派和本格派撐起各自的天空。各有各的樣子，一個語言的日常本該如此。

「做台語這件事情，它不是一個說我現在要寫一首很酷的台語，只是我在做我的音樂的時候，我剛好是用台語。這樣的心態我覺得應該是比較健康且持久一點，就是先是一個寫歌的人，才是一個寫台語歌的人。」

回想剛開始寫歌的時候，他腦中想的是山下達郎、是 Marvin Gaye 和 D'Angelo，「你會覺得，我想要做得像他一樣。尤其剛回來台灣，在嘗試重新寫歌的時候，會想說我一定要很像什麼東西，但試了一兩年之後，你會覺得這個心態是很不健康的。」

不健康在於，寫歌的人以為自己是靠近，實際上卻是遠離。

「我發現很多人其實是想要甩開，自己從小 input 的東西——至少我自己嘗試過不樣。但，這就是台灣、這就是你的生活，這些東西你是逃不掉的。」

「你還是聽張韶涵、聽蔡健雅長大的啊！就算你自己沒特別去聽、但你身邊的人都在聽，或是你的畢業歌就是〈寧夏〉⋯⋯這些旋律你唱久了，就是在你的腦中，那你為什麼不能活出一個真實的樣子？」

專輯完成後，他也給家人聽過——不意外地，他們說，聽不懂。但聽不懂也不代表什麼，「我覺得最大的轉變是，我們在用台語溝通的時候比較不會感到彆扭，這個東西在生活中已經慢慢變得正常。」

「那我也希望這張專輯的怪台語歌，在某一個未來的時刻裡面，可以是再正常也不過的事情。當這件事情已經不那麼獵奇的時候，就是最棒的時候。」

他還在等。台語歌最棒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