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一面車窗哭泣的方式──《野馬分鬃》到《永安鎮故事集》，專訪導演魏書鈞

去年六月，魏書鈞的《野馬分鬃》再五個月即將上映，電影宣傳建議他搞個豆瓣的個人帳號，好跟影迷們互動互動。

「你試著社交一下。」他們是這麼說的。

但是要社交什麼？他也不曉得。進駐豆瓣的第一件事，就是為自己的《野馬分鬃》打五星，剩下的交流聊天，他不懂豆瓣的風格。

這是魏書鈞第一次直面那麼多的觀眾，在此之前大多只有認真的影迷識得其名：三度入選坎城影展、中國新生代導演代表⋯⋯這些標籤對於普通觀眾來說太過遙遠，他寧願以電影直球對決。

總之對他而言，想說的都在電影裡了，線下和觀眾對話，那不是導演主要的工作。即使有了公開的個人帳號，也只是拿來標記電影、轉發幾則其他人的評論，以及極偶爾地放幾張工作相關的照片，影迷興致勃勃的留言好像也回不過來。

目前魏書鈞的豆瓣帳號時光停滯在 8 月 19 日，他在「想看」的欄位標記愛森斯坦的《總路線》，從此再無動靜。問他還會有重啟使用的一天嗎，他淡淡地回答，「我沒有那種慾望了。」

說沒有慾望也不太精準，他其實是有意抵擋那樣的慾望。

「在社交網路發的語言，它對我來說是一種非常大的誘惑。這個誘惑的構成來自於，它有的時候是炫耀，有的時候則是真的渴望分享，總而言之都是希望別人知道的。」

在這個說句話都會被製作成品味勳章的年代，掛在胸前的榮耀一不小心也會沉重得把人拖垮。「無論是炫耀還是分享，它都需要被審視、被評論、被批評，但我覺得這對我會構成一種負擔。那我寧願把想要說的話，更多地以作品的形式展出，這是我作為一個電影工作者最重要的部份。」

如今，在他名為「机器人帕克」的帳號主頁，還留著一句他想對所有人說的話：「電影批評是一座小橋」。

斷．橋

永安鎮裡也有一座小橋。

在《永安鎮故事集》裡，操著台灣口音的影評人來到鎮上，在小橋流水旁乘船煮茶，一邊對電影人指手畫腳，最後惹來編劇動怒：「你們影評人就是太監，給三千就可以打五星！」

被閹割的太監大罵姦恁娘窒屄（Kàn lín-niâ tsi-bai），友誼的小船翻了，觀眾和導演間的橋也斷了。

在電影裡玩弄一番，但現實中的他其實沒有觀眾想像的那麼抗拒影評，只是他對影評人的定義，不是敲敲鍵盤寫心得的那種。「我覺得真正的影評人不等於自媒體。他們是一個有專業素養要求的群體，電影評論或批評，必須要求很多電影的學識，甚至是哲學的、文學的。」

魏書鈞不只一次說過，「我覺得影評是橋梁。」橋梁的這端是作品、是創作者，站在另一頭的觀眾不只隔岸觀望，「而是能夠通過這樣的評論，然後對一部作品感到興趣，或是能夠通過這樣的評論，更好地解讀、認識一部作品。」

「我覺得真正好的影評應該是，在推薦一間餐館時，告訴大家這家菜有什麼味道、給我的感受是什麼，以及縱向去比較，其他餐館做的這樣菜又是什麼感受。」

不過才拍完幾部長片，他已經看過太多被閹割舌頭和手指的影評人，誤把流量當成品味，貧弱地挺起自以為堅挺的評論，在空中自顧自甩動。流量當道的世代多的是太監，但慶幸不是人人都被閹割。

魏書鈞是那種會在網路上翻找評論的導演，儘管在垃圾食物中翻找營養並不容易。「有些評論是在客觀地看待你、分析你、解構你，我在看這樣的文章的時候，也會受到啟發。我覺得好的電影評論會反哺，有時候是批評、有時候是鼓勵，不管於觀眾、於創作者來說，真正好的評論還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影評，甚至能讓電影更升等。「他們寫的有些內容我都沒有想到過，但我覺得那是一種學術分析，和創作的思維完全不同，是從內在往外生發、從沒有變有的一個過程。」

當年在《電影筆記》寫影評的楚浮侯麥夏布洛，乃至於後起的阿薩亞斯，寫字的手後來都拿起了攝影機，影評人不只能影響創作，好的影評本身就是創作。

男人的一半還是男人

有些評論他也寫進電影裡了。《永安鎮故事集》裡自嘲毫不掩飾：「可是他們批評你上一部電影『直男癌』欸。」

那是《野馬分鬃》初次和觀眾見面之後，電影中女性臉孔的缺席、主角阿坤訓斥女友穿太少，以及他對母親和女友不自覺的剝削，種種「厭女症大賞」的行為，讓魏書鈞獲得一條「直男癌」的前綴頭銜。

說他是直男，他確實是。而以直男癌標籤，他倒也不以為忤，畢竟劇本的主角就是這樣一位直男癌病患，要再從中加入女性關照反而突兀。「我覺得《野馬分鬃》裡沒有那麼多女性角色，是因為它本身就是以男性為主的戲。就好像說我們拍少林寺的故事，那我如何拍一種女性的立場，也是一個難點。」

《野馬分鬃》之後、《永安鎮故事集》的頭兩段，魏書鈞索性直接把攝影機對準女性：被家庭綁死在小鎮的餐廳女老闆，以及從小鎮走出去，享盡榮光後再歸返的女演員。許多人以為他有意對抗直男癌的標籤，其實他只是想把角色寫得真實。

罹患厭女癌的直男就得直到底、而困住女人腳步的性別困境，也必須絕對寫實。只是比起《野馬分鬃》中解剖後青春期男性躁動的順理成章，如今一下子要切換成女性視角，開拍前心內確實有過不自信——我真的懂女生嗎？

「一個女生拍一個女生，她會有這樣的自信：因為我是女生，所以我敢這樣拍女生、這樣才是女生、女生也會這樣。但是男生去認識女生的時候，都是從戀人、朋友、兒子、父親的身份去接觸，但女生身體裡的激素變化、她分娩孕育的過程，都是我們不能體驗的。」

尤其遇上女性角色生理狀態的描寫，稍有破綻便能一眼看穿——《永安鎮故事集》裡一場老闆娘脹奶的戲，剛巧演員黃米依也沒有過生育經驗，生理男和年輕少女只能在片場面面相覷。

「所以我當時就求助我太太，我說我只知道很不舒服，所以我請她最準確地形容一下，脹奶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我太太當時跟我說，就好像你胸裡面有兩個鐵球，很重很沉，然後再往外擠的那種感覺。」

男人與女人的界線，一邊是不舒服，另一邊是擠鐵球。而生理上的困境或許還能透過想像模擬，思想上的分界，才是真正難以跨越的性別考題。

《野馬分鬃》裡，阿坤的女友想要兩人一起去香港迪士尼，電影裡的直男回她：「迪士尼到底有什麼好玩的啊？旋轉木馬哪不能坐？」那台詞寫的是魏書鈞自己。

「我在拍的時候自己都不是很理解，為什麼已經成年女生了，還要去迪士尼？」

耿直 boy 不懂迪士尼，直到有天他看了艾莉絲羅爾瓦雀（Alice Rohrwacher）的《蜂蜜之夏》（The Wonders，2014），電影裡的小姊妹在羊圈裡玩遊戲，光線從小小的窗射進室內，小女孩小心捧起一口光線，就著嘴喝。

「我看完那個電影之後印象很深，原來女生從小女孩的時候，就保有這種特別乾淨特別純粹的，對於美、對於個體和自己的這種認識。我覺得那是男生在同一個階段，或是很長以後，都不曾涉獵和體驗過的。」

和所有疾病一樣，病識感永遠是治療的第一步。在《永安鎮故事集》之後，最令魏書鈞印象深刻的一則評論寫，「他終於可以擺脫直男癌了。」他莞爾一笑，直男也能抗癌成功。

魔幻時刻

《永安鎮故事集》裡掌聲最多的一顆女性側寫鏡頭，是大明星陳晨一個人坐上計程車，在霧氣氤氳的車窗上畫了一顆眼睛，車行搖擺，凝結的水氣把眼睛晃下一顆淚。

長鏡頭沒有一句台詞，但女演員留在心底的眼淚，都寫在那顆水珠裡了。

許多人以為這是電影之神降臨的靈光時刻，但就像直男不會突然開了竅理解女性困境，電影中的一切偶然，都是設計過的必然。

開拍前的前置規劃像解一道物理大題：要在對的時候落下這滴眼淚，請計算行車路線的光暈效果，須在哪些位置佈置什麼樣的燈光？坐在車子裡的演員楊子姍，必須在行車後的幾分幾秒開始畫眼睛？已知車中工作人員的呼氣會影響室內濕度，請計算車內總共應有幾人、並且加濕器又須設定在幾度？

拍電影甚至比解題更難，即使只答錯一題也是零分計算，全部得從頭來過。車子裡濕度太高，一發動眼淚就成了瀑布；濕度不夠，重要的眼淚又無法凝結。拍了 16 條，車窗始終哭得不對。

當時執行導演告訴魏書鈞，「拍了十幾遍都沒成功，要不然我們切開拍吧。」在現場無法一次過關，交給剪接檯也是一種解法。「當時我是覺得，如果切開拍，設計感就有點太強了，觀眾雖然能夠明白這個意思，但我就覺得沒有那種連貫性，好像非常偶然地捕捉到那個瞬間的感覺，所以我還是堅持下來。」

第 17 遍，電影之神悄悄降臨。

做好最完全的準備，因為他相信電影發生在現場。「靈光時刻的出現，其實是需要你做了充份準備之後，然後去等待的。它應該不是我們什麼都不做，帶著對電影的虔誠和熱愛，然後它自然就會降臨。因為如果不準備、不去思考的話，它降臨的時刻，是無法被捕捉到的，或者是你沒有意識到它的寶貴。」

想起《野馬分鬃》裡的導演用無賴般的口氣說，「電影開始之後，都會有它自己的一個生命。王家衛、洪尚秀，你見誰用過劇本？」[註 ]《永安鎮故事集》的第三段，編劇和導演則死嗑著劇本僵持：老闆娘為何會留在不曾改變的永安鎮、貧窮小鎮裡的孩子哪來的餘裕學小提琴⋯⋯劇本沒搞好，就無法往下一步前進。

對魏書鈞來說，都對也都錯。

「我覺得電影是真正發生在現場的。」比起發生在劇本、發生在剪接檯，他更信賴拍片現場的直覺。「雖然角色已經寫好了、台詞已經寫好了，但是場景、光線的變化，甚至演員那一天的心情，或者我那一天的心情，我覺得都是非常不同的。我更要尊重現場那一刻的感受，然後再結合劇本裡面，原來最初想傳達的東西，重新決定如何去拍攝。」

「所以更多的是，在現場去跟空間對話、去感受具體的環境給我的信息，然後再去梳理。」

當年是枝裕和拍《幻之光》前，老早畫好一幀一幀的分鏡。完成後把片子拿給偶像侯孝賢看，侯導卻對他說：「你是不是在拍攝之前就已經畫好分鏡圖了？你為什麼在還沒有看到演員的表演之前，就決定要從什麼地方來拍了呢？」

這個故事魏書鈞始終記在心裡。最初拍片時，他也謹慎地畫好分鏡圖，直到拍《野馬分鬃》時，「我發現開拍幾天之後，我們已經慢慢不按分鏡去執行了，因為現場總會有更好的發現，所以後來我就沒有再畫分鏡。」

「我想每個導演都有自己的成長的路徑。」他的導演之路就和《野馬分鬃》裡的阿坤一樣，開著吉普車衝破規則，撞出一條自己的野路子。因為依著規矩走的日子，他已經過太久了。

好好拍電影

在成為野馬之前，他曾經是被過度馴化的家馬。

小時候他學鋼琴，每天的生活不是練琴，就是被安排上各種才藝班，時間與空間都被嚴格管理規定，生命沒有選項，只有一成不變的設定。

即使，他也曾在平淡中尋出趣味：「我覺得當時反倒激發了想像力的蓬勃，就是你對自己不能掌握的事情有那麼多了，但能掌握的時候，你就渴望更多——小的時候可能就只有這些書，反覆看反覆看，至少在自己的腦海中，我就總有一種自己遊蕩其中的那種快樂，一個人反倒很熱鬧。」

直到十五六歲的高中年紀，他開始聽饒舌。像是養在柵欄裡的馬終於發現那麼大的草原，在同學們還在聽《超級女聲》《快樂男聲》的時候，他認識了一批饒舌歌手，鋼琴少年第一次被重拍旋律衝擊——從此他就是個「不一樣」的人了。

「我覺得前期的時候，嘻哈給我一種感覺是，因為喜歡它，它給了我一個很容易獲得的身份，然後這個身份讓我覺得我跟別人不同，我有個性。」

一直覺得自己「這哥們不一般」的嘻哈囝，大學時玩視訊社交網站時，卻遭遇另一回反向衝擊。當時鏡頭對面的網友見他一身嘻哈裝扮，隨口問他嘿哥們，你喜歡哪個饒舌歌手？

「我說 Eminem。」

對方笑了。那個有點鄙夷的笑的意思是，「你這個趣味非常地老土。」他一時不知怎麼回應，diss 慣了的人竟然無法回嘴。「他說 Eminem 不行，你得聽 2Pac，2Pac 還可以，是 classic。」

「我當時覺得原來是這樣，原來我在喜歡一個不是很高質量的說唱歌手。」那一刻他突然發現自己站在這個巨大的音樂鄙視鏈裡尷尬的位置——古典樂、爵士樂、現代音樂、電子樂、搖滾樂，接著才是嘻哈音樂和流行樂；本就身處隊伍末端的他，原來又被內部鄙視鏈歸類在品味不佳的那一邊。

開始拍電影後，鄙視鏈再度浮現，只是這回不在鏡頭彼端，而是在創作者心底。

「以前拍電影，我總希望自己像哪個大師一樣深刻，特別希望自己能傳達很不同的認識，然後作品中保有一種嚴肅性。」電影院校畢業的學生，老早看過達頓兄弟、伍迪艾倫、侯孝賢和楊德昌等大師作品，眼界也跟著抬到巨人的高度，出手務必精準，思想力求深沉。

幾年前他看了阿莫多瓦的《痛苦與榮耀》，戲裡戲外功成名就的導演，原來心中還留有最純真的童年記憶，「我覺得他當然是成熟的，但他依然保留一種風趣和新鮮感，我覺得那才是成熟的體現。也讓我放掉那些很幼稚的負擔，從心開始出發，從真正的自己開始出發。」

陸續拍完了幾部長片，他對電影還是有不了解的地方——但，就拍吧。「因為人總有很多很多的困惑，總有想得通或者想不通的地方，那就是此刻的我們，應該要有自信把這種困惑拿出來。侯孝賢導演講過，當我們有點似懂非懂的時候，那是我們能創作好作品的時候，也是我們最有表達慾望的時候。」

對比他的電影裡總充滿了各種被「拍電影」消磨熱情的臉孔：在劇組混口飯吃的收音師、期待當上女主角的素人替身、榮華裡暗藏空洞蒼涼的大明星、在劇本裡迷航的編劇與導演⋯⋯魏書鈞充滿反差地說，「我還沒有丟掉對創作的迷戀。」

聊到前陣子偶像伍迪艾倫誤傳退休消息，他也曾想過不再拍電影的一天，只是現在的他，還是希望那一天可以晚一點再來。

「我特別惶恐的是，有一天我不喜歡電影了，我覺得電影不過如此、我覺得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或者是它已經不能滿足我了。」

但那個時間還沒到。魏書鈞說，「我現在還是很有熱情的。」

 

註 ｜台灣常見譯名為洪常秀。